西方毫不避讳左右的路线之分，这点在中国似乎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。
不同群体对政治取向的差异和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，比如农民希望提高社保兜底、白领希望劳动法严格落实、企业主希望降税、年轻人主张多元、中年人主张保守等。
对此我一直充满好奇心。中国到底是左还是右？判断执政主体和大部分民众的意识形态取向，对FICC的投研肯定没坏处。
在前一篇文章，我们总结了当前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：左派、右派、左倾、“左”倾、右倾、左翼、右翼，他们的区别主要是：
- 左派和右派是一级分类，是方向之分：
- 左派：通常主张激进的变革，革除旧的制度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
- 右派：通常较为保守，主张稳妥、秩序、渐进、缓慢的改革方式，强调维护传统
- 左倾和右倾是左派中的二级分类，是左派中的路线之分：
- 左倾：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、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
- “左”倾：带引号的“左”倾，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，脱离社会现实条件，陷入空想、盲动和冒险的倾向，表现为急于求成，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，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，在革命和建设中冒进
- 右倾：是指政治思想上，认识落后于实际，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，过低估计革命力量，在实践中发展成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和“右倾投降主义”，在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，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
- 左翼和右翼是右派中的二级分类，是右派中的路线之分：
- 左翼：提倡社会公平，增加社会福利，改良资本主义弊病，在政策上给工人阶级带来实惠，缓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
- 右翼：支持自然竞争，反对增长社会福利，反对资本主义改革，维持旧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
- 极左翼：在中文互联网上也被称为白左，以激进和极端方式主张女权运动、环保主义、福利社会、多元文化、民族交融、世界主义、国际主义、人道主义、维护同性恋权益，已成为偏执的代名词
- 极右翼：促进和持有极端保守主义、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立场或言论，例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
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是：左派【“左”倾 → 左倾 → 右倾】 → 右派【极左翼 → 左翼 → 右翼 → 极右翼】
所以在中国作为执政的主体处在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？在中国作为大多数的民众又处在哪个位置？
为此翻了一下网络，看了很多东西，其中有一篇文章大体上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但是笔者学识浅薄，只能总结个大概。
以下文章总结自【秦晖，在中美欧学者“问题、前景与选择研讨会”上的发言】。
大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？（秦晖，在中美欧学者“问题、前景与选择研讨会”上的发言）
今天的大明，究竟是左派得势，还是右派得势？
按照西方的标准，大明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。因为西方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；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；这两种人在大明都被打压。
但是，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、右派：他们需要“左派”为其扩张权力，需要“右派”为其推卸责任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大明如今是“左派”、“右派”都很得势，内部形成了尺蠖效应：
- 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，建不起福利国家；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，搞不成公平市场
- 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，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；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，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
- 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，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
- 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，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
- 一边“新国有化”，一边又“权贵私有化”
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“一个萝卜两头切，左右都是他得”。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，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，以左派争福利、右派争自由的“天平效应”来维护社会平衡。
然而“尺蠖效应”的机制不解决，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，现有体制下回复“大政府”只会形成扩权－卸责的又一轮循环。而走出“尺蠖效应”，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。
核心问题还是：无论向左还是向右，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，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。这对大部分人而言不是好事，但对少部分人而言是体制优势。
专制非福利体制 → 低人权优势的竞争力 → 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→ 产能过剩 → 内部无法消化 → 依靠外部缓解 → 廉价商品冲击西方国家打破原有平衡 → 加剧劳资矛盾和移民冲突 → 加剧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→ 全球意识形态右转
体制优势
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，大明由于在“专制非福利”体制下免除了“民主分家麻烦大，福利国家包袱多，工会吓跑投资者，农会赶走圈地客”的“拖累”，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。体制优势创造了大明的经济奇迹，其中的核心竞争力来源：
- 低工资、低福利的传统优势，以低人权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（人力、土地、资金和非再生资源）价格
- 以行政命令限定价格、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（土地征收）
- 以拒绝民主、压抑参与、漠视思想、鄙视信仰、蔑视公正、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（发言稿里面就是这么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）
内部矛盾通过外部缓解
体制优势下利于生产但不利于消费，内部没有能力消化庞大的生产，就会造成过剩危机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，依靠外部资源（资本流入、商品输出）的增益来缓解，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。
这需要通过绝对的铁腕强权来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，但向外稀释的过程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。
全球化中“大明优势”势不可挡，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，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，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、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。大明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西方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，加剧了劳资矛盾，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，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。
大明靠“低人权优势”在全球吸纳资本、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“双顺差”，不仅让别国头疼，大明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？超廉价的劳力、土地、资源付出，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，只换来巨额的帐面美元。大明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，美国人埋怨大明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。
由于上述“大明优势”不可复制（没有大明式的铁腕强权，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，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，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），而“大明挑战”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，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。
分配问题
通常做大蛋糕可以缓解蛋糕分配不均的问题，也就是“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”，而一旦蛋糕无法再做大了，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。这个讨论在前一篇文章的总结中做了概括。